病與藥

病與藥
有病就得吃藥，這已成了一條定理，當然，有了病，吃藥固然重要，然而，藥的成分與吃藥的時機、方式也同樣深深地影響著療效。
“秦王掃六合，虎視何雄哉!” 一代雄才，一統(tǒng)天下之后，吃錯了李斯的“藥”——焚書坑儒、嚴刑苛法，引起了天下的不滿，為秦朝的迅速滅亡埋下了伏筆。李斯之意本是更好禁錮思想，維護封建統(tǒng)治，但藥的成分不對，不但治不了病，反而傷害了身體。
反觀商鞅變法，他針對秦國當時的社會現(xiàn)狀，對癥下藥，最終使秦國走上了富強之路。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，正是由于“藥”的成分好壞所導致的。因此，對于病癥，就需要拿捏得到位，開出一份好藥方。
同樣，吃“藥”的時機也至關重要。蔡桓公諱疾忌醫(yī)，一再拒絕扁鵲為他治病，等到病入膏肓之時，連神醫(yī)也回天乏術了。面對“疾病”，我們將其消滅于萌芽之中。
周厲王橫暴專橫，竟下令禁止臣民評說朝政，導致“國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”。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，此舉最終導致國人暴動，厲王最終被殺。其實，周厲王的臣子曾上書厲王，請求取消這一荒唐的做法，可為時已晚矣!周厲王用“藥”時機太晚，最終落下個身首異處的下場。
除了藥的成分和用藥的時機、用藥的方式也需要講究。
“良藥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”然而，這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古訓難道真的正確嗎？為什么良藥一定苦口呢？忠言一定要逆耳呢？我看未必，良藥和忠言，如果都有一層美麗的糧衣片，這將更利于病者。
唐太宗時期賢相魏征，敢于直諫，屢屢觸怒龍顏。“會當殺此田舍翁。”這是太宗的一時氣話，但也可以從此看出太宗動了殺機。所幸的是太宗是明君，更有一個好王后。面對皇帝的怨氣，王后婉言相勸，魏征才得以保全。倘若換了別人，魏征早就身首異處了，而魏征，最多得個“死諫”的稱號，于國失了人才，于個人送了性命 ，于君王則背了個昏君的罪名。如果下“藥”的方式和緩委婉，“藥”喝下去的機率大得多。這樣，才是用“藥”的最佳方式。
面對“疾病”，我們用“藥”應該是選擇正確的成分，有利的時機恰當?shù)姆绞?，只有這樣，“疾病”才會好得更快，更徹底。